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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
来源: | 作者: | 人气: | 发布时间:2020-03-24
摘要:

  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

  ——专访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

  文/《中国投资》 杨海霞

  数万亿的教育、医疗和养老等社会需求亟待满足,在适当的机制下,社会投资可以发挥巨大作用

  社会投资在中国刚刚起步,却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。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在接受《中国投资》采访时表示,未来中国面临数万亿的教育、医疗和养老等社会需求,在政府资金和公益资金无法满足的情况下,应当借鉴国外的社会投资经验,让社会投资进入来发挥重要的作用。

  徐永光表示,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,效率远高于政府与公益资金,通过设计适当的机制,吸引那些心怀社会理想的投资人进入这些领域,不仅可以满足庞大的社会需求,解决社会问题,也是扩大就业、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一条良策。

  社会投资起步

  《中国投资》:社会投资在国内刚刚起步,这一概念跨越公益与商业,了解的人并不多,您是社会投资的倡导者,能否谈谈您对社会投资的理解?

  徐永光:社会投资,简单地说就是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。与非营利的公益组织相比,两者均以社会使命为先,但前者可以通过自身的运营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性。

  近几年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“公益创投”,公益创投与“社会投资”“影响力投资”这些概念有一定的关系。

  理解社会投资,可以先从公益创投的发展脉络理解起。在美国公益创投在资金安排的方向上,从两类发展到现在的4类,与社会投资密切相关。过去资金安排只有两个方向,一类是资助,一类是投资(保值增值),现在则变成了4种。过去纯资助的方式变成了两种,一种是继续资助,把钱消耗掉;另一种是贷款,本金要回收,可以低息或者无息。美国对贷款模式非常鼓励,要求基金会每年的资助支出不得低于本金余额的5%,现在把贷款也认同为资助,大大拓宽了公益创投的范围。纯投资现在变为了两种模式,一种继续在市场上寻求回报,一种就变成了对社会企业的股权投资。这部分投资还是投资企业,有回报,但这些企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。例如,美国一家生产早餐麦片公司的基金会,他们就投资了一个给中小学生提供营养午餐的社会企业。

  在中国,公益创投目前一部分是对非盈利组织的资助,一部分属于对社会企业的投资,不过目前还是以资助为多,尤其是各地政府的公益创投几乎都是资助,对社会企业的投资还比较少,例如国内第一个社会投资基金新湖育创投基金,资金来源于浙江新湖集团,目前已经投资了2-3个社会企业项目。

  相比单纯的资助,投资于社会企业的明显效果是,过去做项目资金都消耗了,现在投入社会企业一方面帮助初创社会企业成长,另一方面要有回报。这不太像风险投资,更像天使投资,不会投资到已经很成熟的企业、然后上市退出,而是陪伴企业做大。

  《中国投资》:那么该如何理解社会企业?

  徐永光:通过案例来讲比较容易。社会企业理论的开山鼻祖是美国的卡耐基。他在《财富的福音》一文中反对富人的“布施式慈善”,呼吁慈善组织应该给穷人带来创造财富的能力。不过,布施式扶贫,依然是许多国家政府和NGO惯用的做法,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循环,浪费了很多纳税人的钱财和慈善资源。后来,孟加拉人尤努斯颠覆了这种传统扶贫模式。尤努斯在得到福特基金会12000美元的资助进行贫困问题研究时,就试验性地给43位村民发放小额贷款,每笔贷款25美元。利用这些少量的钱,尤努斯的借款人有了稳定的收入,他们不仅能清偿债务,还能大大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。

  在中国,解决残疾人就业的福利企业,就属典型的社会企业,例如大宝化妆品公司,北京市的一家以吸收聋哑人为主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还不错的企业,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杜晓山创立的农村小额贷款机构——“扶贫经济合作社”,2002年经济学家茅于轼、汤敏等人兴办培训中西部贫困妇女从事家政服务的富平家政学校,等等。

  社会企业首先是“企业”

  《中国投资》:您谈到的尤努斯,他设计的穷人银行并不给穷人低利息或免息,这种设计的意图是什么?

  徐永光:尤努斯的设计是天才的设计,他给穷人贷款用于扶贫,但利息比银行贷款高,例如国内扶贫贷款的年息在10%—21%之间居多,怎么看这个事情?

  首先,这个利率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。第二,这种机制的巧妙之处,若低于10%,各种市场的手会各种方式伸进来,最后贷款会流入大户的手中,穷人就拿不到了。所以高利息和穷人银行之间有着天然的合理性。第三,对于1万-2万元这样的小额贷款,商业性银行都是不做的,银行一定是找大户,有实力,有担保,他们所说的小额贷款最低都是几十万。而扶贫的小额贷款不需要担保。另外,如果考察扶贫的小额贷款机制,你会发现管理成本是比较高的,若一笔几百万贷款,银行只需要从中进行一次风险管理就行了,如果分散成几百个贷款,那么管理成本就扩大了许多倍。在这个机制中,每一笔管理员都要深入农村调查。尤努斯的穷人银行,确保风险可控的机制,就是每周还一次,一年的钱56次还,每次还本息贷款的2%,还款时还要开会,并要求同一个村的贷款人联保,如果其中一个人不还贷款,其他人也拿不到贷款了。万一真有问题,其他人也要提供帮助,否则他们的贷款受到影响,形成一种群体的压力。

  所以小额贷款迄今为止,偿还率大大高于普通银行贷款。国内外都是如此,有很多都是100%的还款率。这种扶贫小额贷款目前已经出现了创新模式,如城乡互助的网络金融模式,利率7%。每笔1万-2万,我认为很有前途,未来人人都可以参与扶贫的小额贷款。

  《中国投资》:恰恰是这种设计保护了穷人的利益。不过,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机制不让企业过于逐利,以防影响社会性、公益性?

  徐永光:社会企业首先是一个企业,不要对企业的行为运行规则进行公益绑架。其实,社会企业有企业的思维,在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方面反而比公益组织强。

  我对这一点感受特别深。我们有过很多这样的经验,例如,有一次我们资助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项目,进行公开招标入围了12个项目进行投票,结果令人吃惊,第一第二名都是企业。他们并没有事先提示自己是社会企业。

  为什么会这样,因为他们是公司,产品和服务是市场上拼出来的,消费者愿意花钱买,质量是有保证的,公益组织的项目怎么就不如他们呢?因为公益组织是白给,就不那么讲究了。

  所以,支持社会企业的发展,比投入公益组织的效率更高,对公益基金来说,自然愿意投入到社会企业中。

  我们现在的思维容易道德绑架。反过来讲,有些农业、环保企业,可以得到国家诸如减免税等支持,但对于从事社会投资的企业,国家是否也应该让他们回到市场来,也应该扶持他们,就像对农业和环保企业一样。

  巨大的社会投资需求

  《中国投资》:目前虽然还有很多争议,但您认为的社会投资范围该如何划定?

  徐永光:我认为社会投资可以是一个较宽的概念,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的投资应该归于社会投资。因为这些投资都是解决社会问题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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